评论：不能总依赖“围观的力量”

不能总依赖“围观的力量”

　　山东临沂女生徐玉玉学费被骗致死案的部分犯罪嫌疑人日前落网，警方破案的高效率赢得一片赞誉，但也引来“为何不早打击电信诈骗”“其他被骗者怎么办”之类的质疑声。

　　“徐玉玉案”最近在舆论场的热度非同一般：在微博和搜索引擎上位居热点话题排行榜前列，大量自媒体刊发相关消息或评论，众多网友持续关注并参与讨论。不得不说，此案得以迅速告破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舆论的强力关注，即围观的力量。其实，在最近同样备受关注的兰州患癌女教师刘伶利被学校开除事件中，在前不久的山东胶东高三考生常升高考志愿被篡改事件中，以及更早的河南周口女生王娜娜被人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中，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力量的存在。

　　这一次，围观的力量又展现了它的魔力，“徐玉玉案”迅速告破，一个准大学生的非正常死亡总算有了一个交代，家属也说“悬在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”。但是，围观的力量的一次胜利，显然不值得公众过分沉醉。不少论者都表达了更深的忧虑：电信诈骗近年来屡禁不止，国人不堪其扰，不少人更是蒙受财产和精神损失，这种局面何时才能全面得到治理？一个“徐玉玉案”侦破了，哪天李玉玉、张玉玉再遇到这类诈骗，是否又能迅速得以解决？

　　患癌女教师刘伶利被学校开除事件，也遭遇类似的诘问。在社会舆论的持续关注下，此事最近有了重要进展：兰州交大博文学院院长登门道歉，对女教师家属给予赔偿，当初负责处理此事的人事处处长被停职检查。博文学院院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，“刘伶利老师的悲剧也确实反映出校方在管理制度、人文关怀上存在的问题。”

　　但这样的结果，显然来得有点晚了。有权威媒体日前发文，直言“它更多的是对家属的一种安慰，同时也是对沸沸扬扬的舆论的平息。”其实，刘伶利的遭遇绝非孤立的个案，从中可以看到不少深层次问题，比如部分民办院校在教师管理方面存在的缺失，以及涉及面更为广泛的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——尤其是失业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问题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就算刘伶利一事造成的舆论风暴暂时得以平息，如果相关保障机制仍存在不完善之处，那么类似事件就很难避免再次出现。据澎湃新闻、《中国青年报》等媒体报道，患病后被博文学院开除的教职工并非只有刘伶利一人。多名原博文学院教师向媒体反映，他们与刘伶利一样，因为患病，有被学校开除的经历。不少论者发出喟叹：谁会是下一个“刘伶利”，他们该怎么办？

　　从徐玉玉到刘伶利，得益于围观的力量，她们及其家属最终都得到了一个交代。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，但除去效果的滞后性，围观的力量还存在其他一些先天不足：它来源于公共舆论的关注，这种关注无法像阳光一样普照，甚至不如灯光能照亮一方空间，它更像舞台上的聚光灯，只能偶尔照耀某一个角落。而且，与硬性的制度约束相比，围观的力量本质上只是一种软性的监督，它不可能无处不在，也很难稳定、持续地发挥高效度的力量。以电信诈骗为例，“徐玉玉案”余波未尽，就在上周，山东、重庆等地又接连爆出多起学生遭遇电信诈骗的案例。或许不能强求有关部门都像处理“徐玉玉案”一样高效——因为那样需要消耗巨大的人力、财力等公共资源，但至少要让公众看到打击电信诈骗的决心和力度，比如更快、更有效地推行手机实名制，在诈骗分子集中地开展专项打击行动等。

　　围观的力量当然是推动社会向前走的一种动力。但要全面、有效地解决社会焦点问题，构建稳定、可持续的路径是必然选择。这就要求有关部门拿出足够的决心、智慧与勇气，不能满足于一处个案的解决和一时舆论的平息。有人或许会说，一些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并非一朝一夕之功。这固然是实情，但建立起长效机制，让公众有一条路径真正可以依赖，而不只是寄希望于围观的力量，是最近几起热点舆情事件给予我们的重大启示。

　　《中国教育报》2016年8月29日第2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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